我生在沿湖村、长在沿湖村，是个地地道道的渔家人。我早年在村里从事渔业捕捞，1992年当选村干部，26年来一直在村两委工作。

　　沧海桑田，时代变迁，26年间的变化是巨大的。对我个人而言，从毛头小子变成了年逾不惑的村党总支书记。对渔民来说，挣了钱、上了岸、建了房，由原来的“渔花子”成了“渔老板”。沿湖村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贫穷落后的小渔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康村，去年还上了新闻联播，成了“网红渔村”。

　　2004年，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。那时沿湖村几乎是“赤贫村”，村里多年没有公共事业项目，集体资产一无所有，就连村干部的工资也发不出来，每年年终考核都是乡里倒数第一。当时有句顺口溜，叫“呆男不娶渔家女，傻女不嫁渔家汉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向村民承诺，如果五年内不脱贫，我就辞职！

　　我深知，当务之急是想办法让渔民的口袋鼓起来。当时的邵伯湖由于过度捕捞，野生鱼群越来越少，光靠打鱼大家连饭都吃不饱。经过认真考察研究，我决定走特色养殖之路。没有技术，我就腾出办公室为渔民办夜校，请来专家给大家上课。没有经验，就边干边摸索。

　　2006年夏天，连续强降雨导致邵伯湖水位不断升高，水流夹带大量水草冲击养殖的网箱、围网。一旦网破，鱼群逃出网箱，养殖户将血本无归。为了减轻围网压力，我和村干部跳入湖中捞草护网，最后终于保住了网箱，保住了渔民的收成。渐渐地，我们开发出了12900亩养殖水域，还建成了1500亩的贝类养殖开发基地。

　　一直以来，打鱼养鱼是渔民的本行，但随着省里推行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，邵伯湖要退渔还湖，退出围网养殖。这样一来，渔民的收入势必会受影响。下一步怎么办？随着近年来国家对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视，我们把目光瞄准了村里得天独厚的生态和渔文化资源，提出“旅游兴村”。我多次到北京邀请专业人士来村做旅游发展规划，并主导成立了渔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生态旅游观光专业合作社。以“渔隐”为主题，大力发展“生态+休闲”“度假+养生”“旅游+文创”的特色乡村游。同时举办富有特色的渔事渔节活动，给村民带来了丰厚收益，仅去年国庆期间就接待全国各地游客近万名，带动消费120万元。

　　村支书虽小，管的事情却不少。对于沿湖的渔民而言，最大的事情莫过于“住”。“上无片瓦，下无立足之地”，这是我上任之时村里近200户渔民的现实处境。渔民以船为家，四处漂泊，因此没地方参加新农合，享受不到国家的惠农政策。我们提出“上岸定居”计划，但是全村只有76亩耕地和1100亩滩涂，大部分还都是荒滩水塘，连一亩像样的整块土地都找不到。没有地怎么建房？那就改造荒滩。但这需要大笔资金，于是我就到处“化缘”，争取政策资金支持。从2008年起，我们用了4年多时间，硬是将大堤下的500多亩荒滩改造成了土地，建起了渔民集中居住小区，水电、网络、停车场和雨污管网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。2013年国庆节期间，村里举办了13对新人的集体婚礼，许多渔民含着热泪说：“真想不到，我们‘渔花子’还能有今天！”

　　现在，很多人都说基层干部不好当，特别是村干部难做，在群众中没威信，说话不管用。但我不认同，群众都是通情达理的，只要我们办事公、处事明、路子对，群众就一定会理解、支持我们，跟我们干。在推进渔民“上岸定居”的过程中，我就感受到了群众的力量。

　　村干部怎么干工作？我个人认为就是面对困难要上，面对利益要让。要能让大伙儿日子一天比一天好，生活得顺心、体面；要会换位思考，将心比心、以心换心；最难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时时刻刻做好表率、公道处事。（刘德宝 韩继萱 李政）